今天是六一节。
这个日子和我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儿?已经长大远行。我早已不用再为他准备过节的礼物和活动。上午?无意中?刷到?一篇《丰子恺笔下的六一儿童节》,画美文精,着实动人,不禁令我怀想起自己曾经的“六一”来!
与现在幸福的一代相比,他们的“六一”更丰富,而我们的“六一”更隆重。
隆重的第一表现就是排练节目参加公社(后来改成了乡)汇演。排练在“六一”前一个月就开始了,而且,节目的排演不只是学校和学生的事,也是整个村子所有人的事。是因为那时生活实在太贫乏了吧?我们的老师、同学、家长,没有任何人考虑过这样做会对功课造成多大影响。我的记忆里,似乎是多数时候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排练。学生排练家长观看。一群孩子暴露在毒日头底下,家长们也会心疼,说应该上午排节目下午上课。其实,到接近“六一”的几天里,我们整天都在排练。节目的风格和内容各村各校基本雷同。“文革”时期的歌舞秧歌是什么情景?你去想象。当然,每村的学校又会有一点各自的特色:
一是队形的排列和变化。领头的学生或单独出列表演的学生至关重要。我和二姐都曾担任过这样的重任。而且,四年级的那一年,由于我把《在希望的田野上》领唱的调值抬得太高,我背后站着的几十号同学根本无法正常往下唱。他们以最大无畏的精神扯着嗓子七高八低地唱完整首歌后,收获了无数围观观众惊诧的目光与善意的哄笑。十一岁的我因为自己的过失羞得无地自容。负责编排节目的梁老师在表演结束后温和地微笑着对我说“起的高了”。那一首歌结束了我的主角生涯。
二是道具的花样翻新。有的村子是用彩绸条,有的村子是花环,有的村子是霸王鞭。我们村似乎没有用过这些,我们用花。我们的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做的。所以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基本的一些技术。(大二的时候还靠小时候学的那点本事给系里做过元宵节花灯呢。)我们的花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有一年,方老师设计的花是开合自如的,两张花形纸片夹着纸花。上场时观众看见我们双手托着两个纸片片很不理解,结果摆好队形一亮架势——遍地开花!全场喝彩,我们得了第一。
汇演的隆重远超今天的人的想象。学生少,人人参加。观众多,三乡五里。对于孩子们而言,他的意义不亚于春节。
隆重的第二表现是孩子们这一天所受到的重视和优待。我的记忆里,“六一”所受的重视和优待远甚于春节。
“重视”在家长这里的体现就是为孩子准备出演的服装,每年都是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红领巾。从二姐到我,每年“六一”来临时母亲都会有几天愁眉不展。她不可能有钱给我们置办齐备。蓝裤子好说,那时代裤子不是蓝的就是军绿的,问谁都好借。难借的是白衬衫和白网球鞋。有一年,就是我把《在希望的田野上》起高了的那一年,白球鞋母亲好说歹说问胡家?婶婶借了一双。鞋有些大,母亲往里面塞了不少棉花。但白衬衫是说什么也借不上。最后母亲没办法,只好把二哥的一件“利特灵”料子的白衬衫强行给我穿上了。那一年,我十一岁,二哥二十五岁。我渺小的身躯在二哥庞大的衬衫里不知所措!“六一”之后好几天,我都在埋怨母亲是那件庞大的衬衫影响了我的情绪,导致我不能准确确定音高的!
服装不能如愿,也不影响我受到家庭的优待。大早上起来,母亲就开始做着一年中最奢侈的一件事:小锅里煮鸡蛋。一煮就是五颗。而且数目还会变。我亲眼看见母亲一颗一颗地往锅里放了五颗鸡蛋。可过了一会儿一看,变成了六颗,又过了一会,又变成了七颗!我问母亲:都是给我的吗?她用一个可爱的鬼脸回答了我。谁能想象裤兜里一下子揣了七颗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鸡蛋是怎样幸福满足的心情? 那是新媳妇都不曾有的待遇。富裕的家庭,还会往孩子的兜里揣三毛两毛的钞票,可以用来买凉粉和大饼吃。我有母亲煮的鸡蛋。
鸡蛋不是那么好吃的。我们需要一早整队出发,一路步行八里地去公社。回来的时候还是步行八里地。半日多的时间,十六里的路程,七个鸡蛋的干粮——这是“六一”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
唉,岁月啊!
我流逝掉的岁月啊!
在我 的生活里, “六一”已经永远地远去了。今天回忆,是因为我终于还是想念着几个曾经年轻美丽的人。
我年轻美丽的姐姐,英姿勃勃的哥哥!
还有令我自己万分心疼的童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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